北方大学经济、金融与银行学院教授林福炎表示，若政府一方面取消富人补贴，另一方面再征财富税，可能向市场释放“政府对财富不友善”的讯号。

他对《南洋商报》说：“真正的富豪不只是有钱，他们拥有广泛的人脉、企业管理能力和投资经验。一旦他们迁移到其他国家，带走的不只是资金，而是整个商业网络和经济活力。”

他认为，新加坡将是最大赢家，因为当地税制稳定、资金流动便利，又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。

“如果大马征财富税，最开心的可能是新加坡。”

税法专家傅集成博士指出，财富税在理念上强调社会公平，但实际操作涉及资产估值困难、现金流不足，以及财富跨境转移等问题。

“财富税征的是净资产，而不是收入。部分企业家虽拥有大量股权与不动产，却未必每年有足够现金缴税，最终可能被迫出售资产或将财富重新安排到海外。”

平衡公平与竞争力

专家指出，取消富人补贴和讨论财富税，反映政府正努力在“财政整顿”与“社会公平”之间取得平衡。

不过，在区域竞争激烈、各国争夺资本和人才之际，任何涉及高净值人士的新税措施，都必须慎重设计，否则税收未必大增，反而可能削弱大马的投资吸引力及在本区域的竞争力。

撤汽油补贴更温和

相比财富税，撤销高收入群体的RON95补贴被视为较温和的财政改革。

经济学者认为，针对性补贴有助减少资源错配，且对真正富裕阶层影响有限；但若与财富税同时推出，可能加剧市场对税务环境趋严的担忧。

专家普遍认为，与其急于开征财富税，大马更现实的做法包括：

● 全面落实电子发票制度

● 加强税务审计与执法

● 扩大国际税务信息交换

● 打击逃税与地下经济

● 精准化补贴机制

83亿收入仍杯水车薪

根据《福布斯》估算，若对国内超级富豪征税，理论上可带来约83亿令吉收入。

不过，林福炎指出，相对于政府每年庞大的财政赤字，这笔收入只是短期补充，难以从根本改善公共财政。

“政府第一年可能收到可观税收，但第二年富豪完成资产重组或迁移后，税基就会明显缩小。”

林福炎认为，若政府确有财政迫切需要，可仿效2022年的“繁荣税”，一次性征收1%至2%的特别税。

“在非常时期要求高净值人士共同承担，社会较能接受，也不至于引发大规模资本出走。”

富豪一走，流失的不只是钱

北方大学经济、金融与银行学院教授林福炎说，如果大马落实财富税，将导致国内许多富豪纷纷出走，而最靠近和具吸引力的国家——新加坡将坐收渔利，成为最大受益者。

“新加坡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，最容易转钱，如果大马落实财富税，估计会有很多富豪的钱会转去新加坡、人也会移民去新加坡。”

他在接受《南洋商报》电访时表示，能登上大马富豪榜的人物都不简单，他们真正的财富也不在于我们看到他们很有钱或财产很多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财富，是他们的人脉更多。

“他们所谓的经商人脉，经商技能更多，所以若这群人出走，接受他们的国家，‘梦里也会发笑’。”

追求公正失经济效率

林福炎说，多年前曾有一名副部长在国会提出实施财富税，但相信大马执行不了，因为它将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长造成巨大的影响。

“即使实施，也不会长久，可能政府只在第一年收到钱，因为那些富豪来不及出走，但第二年他肯定成功出走了。”

他说，在经济学里，财富税比较倾向于社会公正，而政府的政策有两个目的，一是经济效率，二是社会公正。政府若为了社会公正，它就会失去经济的效率。

“这也解释为何过去有几个国家实施后又取消，例如挪威等国家，他们的富豪很多确实出走了。”

他说，挪威可以挺住，因为其社会环境优势，不是所有富豪出走并可以找到更好的环境，所以还是有一些会留下来。

“但大马国情不一样，一旦实施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因为不只是富豪出走，国家也会受影响，因为财富税将释放一个信号——大马政府对富豪有敌意。”

外资将避走不敢来马

他续称，所以那些外资、外国的富豪，担心大马还会推出什么税，就避免在大马投资，届时外来投资也会影响。

“资金外流是肯定的，可能实施的头一年不会发生，但第二年肯定发生。不只是资金，人才也开始随着那些富豪外流，可能成为他国的公民了。”

他说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，财富税的经济效率之大，多过社会公正的收益，此举等同杀鹅取卵，政府将得不偿失。

他强调，经济效率才是国家永续富强的源头，不是社会公正，它也是大马成为先进国的先决条件，只是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点。

恐削弱大马区域竞争力

税法专家傅集成博士指出，财富税形成明显的政策张力——这厢鼓励资本，外资及人才的流入，那厢考虑对财富存量征税。

他说，若缺乏精细设计，可能削弱大马在区域竞争中的吸引力，尤其是在面对如新加坡等税制稳定且竞争力强的司法管辖区。

“财富税的讨论，并不仅仅是公平与效率的对立，而是财政改革优先次序的问题。”

他说，大马当前最具现实意义的财政提升路径，在于强化现有的税收制度，审计与执法能力、全面落实电子发票制度，以及扩展国际税务信息交换。

“因此，即使实行财富税，也应被视为一个高度受限的辅助性税务，而非财政体系的核心支柱。”

财富税讨论升温

傅集成表示，关于对超高净值人士征收财富税的讨论再度升温，反映出社会对收入不平等与财政永续性的关注不断上升。

“然而，从税法机制、国际经验，以及大马不断演进的税法上的执行能力来看，这项提议提出的问题，往往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。”

他说，财富税的运作机制，本质上是针对某一时间点的“净资产”征税，而非针对收入。

简单示例：

假设某人的总资产为5000万令吉，其中包括房地产、股票、现金及存款及私人企业股权。同时，该人士有房贷和企业贷款总负债800万令吉，其净资产为4200万令吉（5000万令吉扣除800万令吉)，财富税计算是4200万令吉乘2%（假设税率），须缴交的税款为84万令吉。

带来3现实问题

傅集成说，与所得税不同，财富税在征收时并不考虑现金流状况。这会带来3个现实问题。

第一、流动性错配：财富税是按“你拥有多少资产”来征税，而非按你“赚了多少现金”。

有些资产（例如房地产或企业）未必每年产生现金收入，但财富税仍需每年缴纳，因此，在有资产但没现金的情况下，纳税人可能被迫卖资产或借钱来缴税。

第二、估值不确定性：有些资产容易定价，有些则很难。

例如上市股票有市场价格，较容易估值，但私人企业、土地或收藏品没有明确价格，需要依赖主观估算，而且不同人可能估出不同结果。这会带来争议、不一致，甚至被操控的空间。

三、资本流动性：财富是可以移动和重新安排的。纳税人的资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放入公司、信托等结构中，从而减少或避开税负。

长远来看，税基会因为财富转移而缩小。

财富税多难以为继

傅集成指出，以国际经验来说，财富税在实践上难持久。

“截至今年初，在经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中，仅4个国家仍对富人征收全面性的个人净财富税，它们分别是挪威、西班牙、瑞士和哥伦比亚。”

他说，在亚洲几乎没有国家实施全面性的财富税，而曾尝试的国家如印度，大多已经废除。

整体而言，亚洲更倾向采用房地产税、资本利得税或遗产税，而非对净资产每年征税。

税收贡献有限

傅集成指出，从各国实践来看，可以总结出5个一致结论。

一、可带来的税收贡献有限：财富税在多数国家通常仅占总税收不到1%（经合组织数据）。

二、行为反应削弱税基：高净值人士可以改变税务居民身分、将资产配置到海外，以及使用信托或控股结构。

三、估值问题具有争议性：私人财富难以每年准确估值，尤其包括私营企业、土地储备、艺术品与收藏品。这将导致争议、诉讼及高合规成本。

四、豁免制度削弱公平性：政府通常豁免企业资产、退休储蓄、自住房产，但这会降低税收公平性与实际税收能力。

五、行政复杂度高于收益：相对于税收贡献，财富税属于行政成本极高的税种之一。